雨丝像无数根冰冷的针，扎在城市的皮肤上。
我握着方向盘，看着雨刷器有节奏地左右摆动，将前挡风玻璃上的水痕刮成模糊的扇形。
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袋口露出半张照片——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笑容温和，左眼下方有一颗淡褐色的痣。
他叫陈景明，我的大学导师，也是今晚我要“拜访”的人。
车子停在梧桐巷17号楼下时，己经是晚上十点半。
老式居民楼没有电梯，我提着档案袋，一步一步踏上吱呀作响的楼梯。
三楼302室的门缝里没有透出灯光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，指尖触到钥匙上挂着的铜制小铃铛，那是陈景明去年出国考察时给我带的纪念品。
钥匙插入锁孔，转动时发出轻微的“咔嗒”声。
客厅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，混合着旧书本的油墨味。
我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光束扫过书架上整齐排列的书籍，最后落在书房门口。
书房的门虚掩着，我轻轻推开。
陈景明坐在书桌前，上半身伏在桌面上，右手握着一支钢笔，笔尖还沾着深蓝色的墨水。
他的左手边放着一杯早己凉透的绿茶，杯壁上凝结的水珠在桌面上积成了一小滩水渍。
我走过去，将档案袋放在书桌一角，然后伸出手指，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。
他的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，脖颈处隐约可见一道暗红色的勒痕。
“老师，”我低声说，“我来了。”
书桌上放着一张信纸，上面是陈景明熟悉的字迹，墨水有些晕染，像是写的时候手在发抖：“吾毕生治学，却未能坚守本心，犯下不可饶恕之错。
今以死谢罪，愿后人引以为戒。
陈景明绝笔。”
我拿起信纸，仔细看了看。
信纸边缘有些毛糙，是从普通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，而陈景明平时写信只用定制的带有暗纹的信纸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写“之”字时，习惯将最后一笔拖得很长，而这封信上的“之”字，笔画短促，显然是模仿的。
我将信纸放回原位，然后从档案袋里拿出一副手套戴上，又取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，将里面的透明液体倒在陈景明的右手手指上——那是我从实验室偷拿的酒精，用来消除指纹。
接着，我拿起那支钢笔，握着陈景明的手，在信纸上又添了一个“明”字，让字迹看起来更连贯。
做完这一切，我走到窗边，推开一条缝隙。
雨还在下，楼下的街道空无一人，只有路灯在雨雾中晕出一圈昏黄的光。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微型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，里面传出陈景明的声音，是我上周找他讨论课题时录下来的：“……治学之道，在于求真，切不可为名利所惑……”我将录音笔放在书桌的抽屉里，然后轻轻带上书房的门，退出了302室。
锁门时，我特意将钥匙留在了门外的地毯下——那是陈景明的习惯，他总说怕自己忘带钥匙。
回到车上，我拿出手机，给市公安局的张警官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张叔，我刚才路过梧桐巷，看到陈老师家的灯没亮，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，您能帮忙去看看吗？”
张警官是我父亲的老同事，对我一首很照顾。
不出所料，十分钟后，他回了短信：“我马上过去，有情况再跟你说。”
我发动车子，汇入雨夜的车流。
后视镜里，梧桐巷17号的灯光逐渐远去，我知道，一场大戏，即将拉开帷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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