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，秋，德意志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，东部某训练营随着绿皮火车“哐当哐当”地喘着粗气，在弥漫着煤灰和铁锈气息的小站台旁停了下来。
埃里希·迈尔拎着沉重的行李包，跟着其他几十个同样穿着崭新却不合身军装的小伙子们，懵懂地挤下了车。
站台很旧，水泥地开裂，缝隙里甚至能长出杂草。
空气里是烟草、汗味和远处农田传来的粪肥味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气味。
几辆军绿色的、方头方脑的“依发”卡车等着他们，发动机轰鸣，排气管冒着黑烟。
“快！
上车！
别磨蹭！
你们以为是来度假的吗？”
一个穿着87式野战服、脸色黝黑的军士，声音沙哑地吼着，挥手驱赶他们像驱赶一群羊。
埃里希来自德累斯顿。
他的父亲是国营机床厂的技师，母亲在邮局工作。
他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，在德累斯顿工大读机械制造。
按照共和国《公民役务法》，他这样的在校生需要在完成一定学业后，服为期一年的兵役。
这很平常，是他许多同学都己经或即将经历的事。
这个由德国主导的“欧洲人民联盟”在赢得了那场大战后，确实避免了分裂和冷战，整个西欧都在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框架下运行，社会福利不错，生活安稳。
但九十年代依然是九十年代：街上的主力是特拉贝特和瓦特堡汽车，偶尔能看到进口的伏尔加或拉达；电视机是笨重的CRT显像管，频道不多，播着新闻和精心挑选的老电影；年轻人听着收音机里的磁带音乐，牛仔裤和运动鞋是当时的时髦货。
这是一个发展得更均衡、没有北约军事压力、但科技和生活水平大致停留在我们认知中90年代初东欧混合西欧风格的世界。
卡车颠簸着把他们拉到一个被高大白杨树环绕的营区。
红砖砌成的营房看上去有些年头了，墙皮有些剥落，但窗户擦得干净。
巨大的标语牌立在操场上，红底白字写着：“保卫和平，保卫社会主义成果！”
“提高警惕，准备战斗！”
——语气是严厉的，但在这个没有明显外部威胁的背景下，似乎更像是一种习惯性的口号。
报到，领被装：粗糙的棉布内衣、厚厚的羊毛袜、沉重的皮靴、还有那身著名的“卵石”迷彩作战服和钢盔。
一切都很实在，甚至有些粗粝。
宿舍是长长的房间，两边各一排铁架床，中间是过道。
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旧木头的气味。
埃里希找到了自己的铺位，上铺。
他对面下铺己经坐了一个人，正低着头，笨拙地试图把领到的被子叠成规定的方块，但弄得更像一团发酵过度的面团。
那是个金发少年，非常瘦，脸色苍白，鼻梁附近有几粒雀斑。
他叫汉斯·冯·海因里希。
当埃里希友好地打招呼时，他像是受惊一样猛地抬起头，蓝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声音细弱地回应了一句，又立刻埋下头去，耳根都红了。
很快，其他人也进来了。
一个大块头，叫卡尔，来自鲁尔区的矿工家庭，嗓门洪亮，动作大大咧咧，看到汉斯那团“被子”，立刻发出毫不客气的嘲笑：“嘿！
看看！
这是谁家的小少爷？
连被子都不会叠？
需要你妈妈来帮忙吗？”
汉斯的头几乎要埋进怀里，手指揪着被角，指节发白。
埃里希皱了下眉。
这种场景并不陌生，在任何一群年轻男性聚集的地方，弱者总是容易成为目标。
他铺好自己的床，没说什么。
他不是卡尔的对手，也不想一开始就惹麻烦。
他只是个来尽义务的学生兵，只想平稳度过这一年。
下午，理发。
冰冷的推子贴着头皮划过，留下青色的发茬。
看着镜子里瞬间变得陌生的自己，埃里希感到一种真实的、步入另一个世界的抽离感。
晚饭在宽敞但嘈杂的食堂。
长条桌，长条凳。
食物是简单的炖肉、煮土豆和酸菜，分量很足，味道谈不上好，但能吃饱。
汉斯独自坐在角落，吃得很少，几乎没动那盘肉。
卡尔和他的朋友们坐在不远处，时不时朝那边投去讥诮的目光，低声说着什么。
熄灯号吹响，营房陷入黑暗。
疲惫袭来，鼾声很快响起。
埃里希却一时睡不着。
月光从窗户斜射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他听到对面下铺传来极其轻微的、压抑的抽泣声。
是汉斯。
哭声很小，断断续续，充满了无助和绝望。
在这群刚刚离开家、对未来一年感到迷茫又强装坚强的年轻士兵中间，这哭声显得格外刺耳和……不合时宜。
埃里希静静地躺着，没有动。
他不知道汉斯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。
是因为卡尔的嘲笑？
是因为想家？
还是别的什么？
在这个看似平常的、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军营里，埃里希·迈尔的军旅生活开始了。
而第一个微小的、关于脆弱与痛苦的谜题，也悄然浮现在这个寂静的夜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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